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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方相信贺家国的人品，更相信贺家国的能力。如果不相信贺家国的人品和能力，也就不会费这么大劲把贺家国弄来做市长助理了。就像贺家国了解他一样，他也非常了解贺家国。当年贺家国在市委研究室做研究员时，他就经常带他下去跑，要不是小伙子跟着赵慧珠出国留学，他就把他调来做自己的秘书了。
现在，贺家国终于到位了。这对李东方来说，是这阵子碰到的诸多烦恼事中唯一一件值得欣慰的事。这位三十六岁年轻洋博士身上没有丝毫的官气和暮气，或许可以在这阴霾重重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一缕阳光。那么，就让这年轻人带着这股锐气上阵吧，快刀斩乱麻，先狠砍他一气，且看各路诸侯和上上下下作何反应！
贺家国说得不错，峡江这盘棋确实是要走死了，确实是积重难返，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，贺家国也许并不知道。这绝不像贺家国指责的，只是某些历史决策的错误，只是某些庸吏的无能，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更尖锐的原因。作为从沙洋农村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峡江市委书记岗位上的李东方，他太清楚这其中无可言告的悲哀了。
是机器出问题了，出大问题了。
火炭踩到脚下，他才知道痛了，这是一种彻心透骨的痛，折磨灵魂的痛。这痛让你想大哭大叫，可你既不能哭，也不能叫。你的脚板被火炭烤着，皮肉发出了焦煳味，大汗淋漓，心在颤栗，你还得笑。什么火炭？哪有什么火炭？我们脚下的道路铺满了四月的鲜花！焦煳味？哪来的焦煳味？那分明是鲜花的芳香。你靠坚强的神经遮掩过去了，再点几堆新的火炭，带着一双烧得惨不忍睹的脚升上去了，下一位接着来吧，反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。这怎么得了，烧伤的仅仅是一把手们的脚板和良心吗？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根基啊！
最初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是在半年前，也就是李东方成了峡江市一把手之后。
在此之前，不论是做分管副市长，还是做市长，李东方都从没怀疑过自己置身的这部权力机器，甚至可以说是三十年如一日，兢兢业业地做着这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。从在峡江近郊的沙洋县太平公社入党，出任太平公社团委书记算起，整整三十年了，他严格以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，和***下的各级权力机器同步运行，不知不觉中，被这部机器塑造着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了这部机器。不错，他是个老好人，从二十八岁在沙洋县当副县长时，老好人的名声就被上上下下叫出来了。二十八岁，一个多么令人自豪的年龄！应该是风风火火干点事，也该闯点祸的年龄，他却稳稳当当，没闯什么祸，以少年老成赢得了领导的赏识和下属的尊重。不论谁做一把手，不论是在哪个县级班子里，还是后来在市委班子里，李东方总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该表的态不表，从没和哪个一把手闹过别扭。就算对一把手的决策不赞同，也不争，最多在会下提点看法，一把手听不听就是一把手的事了。民主集中，集中的权力是人家一把手的。所以，钟明仁在峡江当市委书记，批评某些领导同志时，就公开说过：“我希望大家都学学李东方同志，把自己的位置摆摆正，别以为离了你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了，没这回事！”
钟明仁是峡江历史上最有威望的市委书记，也是最有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市委书记，几乎可以说是一言九鼎。他定下的事，不容任何人反对。一九八四年上峡江外环路时，条件相当困难，六个亿的预算，能搞到手的资金满打满算不到两个亿。大老板想了几天，桌子一拍，“上他娘，当官不干事，回家抱孩子！基础设施，功在千秋，钱不够，大家凑，各县乡各部门各企业，都来给我做一回贡献！”下面有些干部不买账，软磨硬抗，拒绝贡献，有些干部还到省里反映。钟明仁火了，带着市委组织部长，拎着组织部的公章，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跑，当场下文，一个星期免了四个处级干部，三个乡党委书记，还向全市党政干部做了情况通报。这一来，思想不通的也通了，外环路硬让钟明仁热火朝天干成了，峡江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做了贡献的那些单位也没吃什么亏，外环路两旁群起的大厦既创造了峡江市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形象，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现在看来，这路真让钟明仁上对了，如果拖到今天上马，光拆迁一项估计就得增加五六个亿的资金，整条外环路没有十五到二十个亿根本拿不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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